過去這個禮拜我人在雅典,根據系上的人事記錄我在放假,實際上只是換個地方工作。每天的行程是這樣的,睡到自然甦醒通常是六點半(我是怎麼了?),晨間運動結束和P先生一起吃早餐,散步到附近的咖啡店上網收信,工作到約莫兩點隨便找個地方填肚子,再找間咖啡店念到六點,然後在這位先生快要抓狂,天就要黑了之前,我們才做點不需要大腦的活動,好比看電影散步之類的。忽然明白年紀身分帶來的轉變,我再也不會在肩頭甩上我的浪跡天涯綠色登山包,再也不會和一群同樣流浪的背包客擠在八人一間的青年旅館,這幾個月的倉促假期,總是一只黑色的登機箱與我同行,裡頭永遠夾著筆記型電腦,和怎麼都沒有念完的資料。
所以開頭就說了我在雅典,那個剛巧屢屢登上國際新聞頭條的城市。其實人在現場會知道狀況沒有那麼糟,或者說更糟,端看從哪個角度來分析這次的事件,新聞裡提到的青少年死亡(意外),發生在離我住的地方兩條街遠的窄巷,當時,我們人在戲院,回家的路上也沒有啥異狀,隔天早上只看到街頭站了些警察,然而雅典街頭總是警察很多,這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,然後停了一兩台消防車,看到幾個店家的玻璃門全毀,只是沒有人群喧鬧,是個相當平常的周末早晨,我們擠進雅典市民出沒的咖啡店,慢慢等著精神自然恢復,就在我們同著其他人群享受晨光的同時,那些新聞畫面裡衝動的暴民,正隔著一條街放火燒掉某間銀行,沒有人在意。等我們終於看到新聞,終於了解事情的脈絡,終於開始掌握即將爆發的危機,梅格已經在回阿姆斯特丹的飛機上,所以我沒事,只是體會了一些在別的地方學不到的震撼教育。